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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日本人不隨手扔垃圾的深層次原因 正是我們缺少的東西?!

    干凈!干凈!干凈!這對每個去過日本的游客,幾乎已成共識。以前偶爾和朋友小聚,我說日本干凈,沒有人信。這幾年去的人多了,倒也不用我再白費口舌了。更令他們驚訝的是,東京街頭一個垃圾桶都沒有,卻也能干凈如斯。很多朋友回國便來問我:這是為什么?在日本浪蕩十年,恰好經歷了日本垃圾管理制度的變遷歷史。閑來聊寫幾筆,希望可以一解朋友們的疑問。

    1  90年代,廣州→香港→東京

    1993年9月中下旬,還在銀行工作的我,接到了慶應義塾大學寄過來的資料,于是匆匆辭了職,上廣州辦防疫手續、簽證。

    住在五羊新城。上世紀90年代初期,天河北、珠江新城還是農田,這里算是廣州比較繁華的新城區,街邊粵菜、川菜、拉面館,一間接一間,生意興隆。

    美中不足的是,滿街都是快餐泡沫盒和紙巾等垃圾;臨街喝著啤酒,一陣晚風吹過,還捎來潲水的味道——因為很多餐館都直接把潲水倒在路邊,白天太陽一曬,百米之外都能聞到臭味——這就是90年代的廣州印象。

    那時候,廣州還不能直飛日本,我從香港飛,機票還是輾轉托一個香港老板買的。到香港,第一次坐地鐵,拖著拉桿箱不知道怎么過票閘,只好一把頂在頭上。

    香港的街頭,高樓林立,廣告牌、霓虹燈鱗次櫛比,街道明顯比廣州要整潔。這對于年僅24歲的我來說,顯然代表著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。原來傳說中的香港,確實不同凡響!

    等飛機降落日本,“更高層次的文明”之感就更加明顯。從北赤羽去高田馬場,我第一次見識到日本的街道。黑色的瀝青路面,白色的車道劃線整潔、光滑而醒目。雙車道路旁的人行道,也是瀝青石子鋪就。單行線兩邊,用白線畫出僅容一人通過的人行道。每隔50米就有一根電線桿,有車來,得側著身子從桿旁通過。一路上,走走看看,充滿好奇。路上連一張紙片都沒有,偶爾可見的是屋檐下的花盆,開著幾朵小花。

    與香港不一樣,這里商店工廠的招牌一般都不大,素色基調,與周圍相當協調。門前掛著一串風鈴,兩張竹簾,幾根麻繩;又或一絲清水,沿著青青竹筒削尖的端口,緩緩流下,落在地上的石盤里……顯然,商家依賴的,不是招牌的大字和搶眼的顏色,而是門面裝飾的文藝和雅氣。

    這便是90年代,我對廣州、香港、東京的第一次印象對比。

    2 亂扔垃圾,隨時會被鄰居盯上

    我在北赤羽的一個民間留學生公寓住了下來。公寓內的前輩就第一時間告訴過我:垃圾必須分類后才可以丟掉。而且,不同類別,收集時間也不同。一般生活垃圾的收集時間是每周二和周五,不可燃的是周三,資源類是雙周周四;所有收集時間都具體到當天上午10點前,過時不侯。

    前輩還順便交給我一本生活指南,里面詳細記錄各種信息,包括垃圾分類標準、方法和收集時間等。學習這本指南,也成了我的日常功課。

    ▲日本有明確的垃圾分類標準,每個區有各類垃圾固定的回收時間。

    剛開始難免掛一漏萬。有一天大早,我趕著上學,忘記扔餐余(可燃)垃圾了。晚上回來,那個四帖半(一帖相當于一個榻榻米大小)的空間里充滿了酸腐味。第二天,我把它和不可燃垃圾裝進一個更大的袋子,心懷僥幸地扔到了最近的垃圾收集點。

    日本的垃圾收集點,一般在主干道兩旁的某個電線桿下面。通常每隔二三十米,就設置一個點;使用同一個點的,就那么5-8戶人家。

    ▲垃圾收集點,有各類垃圾回收的時間告示

    傍晚回家,剛想進入公寓正門,突然后面有人說了聲“すみません。(Sumimasen、對不起)”。我回過頭,原來是對面餐館的老板,手里拿著早上我扔的垃圾袋,問是不是我家的。

    我漲紅了臉點了點頭。他說,他拆開垃圾袋,看過里面的紙片,知道是我家的,然后另外找了個袋子,把里面的不可燃垃圾分開,放在了垃圾收集點;這些可燃垃圾就留在原袋子里,一直等著我放學回來。他叮囑說:周三是扔不可燃垃圾的時間,不能扔可燃垃圾。

    真是萬分羞愧,我連聲道歉,接過了那袋垃圾。在日本亂扔垃圾,那是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。

    3 為了省垃圾費,我也是蠻拼的

    大約到了1994年初,東京各區開始對生活垃圾收費,要求使用專門垃圾袋。

    原來扔垃圾,就是把垃圾裝在塑料購物袋里,按照收集時間扔到收集點。剛開始收費時,總覺得要到便利店花錢購買專用垃圾袋不劃算,就直接用購物袋裝垃圾。結果有一天,過了垃圾收集時間,我家的垃圾還原封不動留在收集點。我只好灰溜溜又拎回家。

    原來,生活垃圾收費的過渡期結束了,不裝在專用垃圾袋的垃圾,一律不收。

    ▲每個地區都有指定的各類垃圾專用袋

    垃圾袋其實不貴,最貴也就兩百日元(相當于十二三塊人民幣)。但對于那時候像我一樣的留學生來說,這仍然是一個不愿意花的開銷。我沒有拿過家里一分錢去留學,知道每一個日元上面,凝結的血汗有多少。

    于是,能不往家里帶垃圾就不帶,成了我的鐵律。比如在商店買了雙鞋子,我會只把鞋子帶回來,盒子啥的統統留給商店。白天在外邊上學打工產生的垃圾,就扔在外邊的垃圾箱。

    經濟學最基本的假定就是理性人假定,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會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事——盡量擴大收益,盡量縮減成本。我在扔垃圾這種事上,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    1995年,奧姆真理教的毒氣事件發生后,東京出于安保考慮,撤走了街上所有垃圾箱。在節省垃圾費這件事上,我不得不找其他出路。沒辦法了,哪里買的飲料,站在店鋪(或者自動販賣機)前喝完,罐瓶留下。偶爾還可以把書包里的垃圾,扔到24小時便利店門前的垃圾箱里。

    ▲公共垃圾箱撤走后,便利店門前的垃圾箱就成了我處理垃圾的好去處

    便利店分布在東京的大街小巷,這點利用還是可以的。不過,在扔之前還是要把垃圾放在背包里,這總不是件好受的事。

    于是就挖空心思,減少垃圾產生。此乃終極之計。久而久之,便成了習慣,從思維到行動。

    4 大件垃圾收費后,就沒法撿寶了

    90年代初期,東京的垃圾收集點,常見電視機、電冰箱和洗衣機等家電,以及書桌椅子等家具。我和許多這個時期留學日本的人一樣,壓根兒就沒有想過“買”家具家電。缺什么,只要在垃圾收集點轉悠兩次,必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。

    1994年4月,馬來西亞的親戚來日留學。初來乍到,他抱怨,日本的家電太貴,想要一臺電視一臺冰箱,買不起。我說好辦,等兩周,我送給你。果然,第二周,我就從附近的垃圾收集點,撿到了電視冰箱各一。他看到高興壞了。

    再后來,這等好事就再也沒有了。

    大件垃圾也開始收費了,不同種類的垃圾收費也不一樣,再也沒有人把大件垃圾放到垃圾收集點。扔大件垃圾,需要先到“7-11”或者“Lawson”等便利店購買大件垃圾票,貼好后自己打電話給垃圾收集中心,約好時間收集。

    這些原來“免費”的東西,后來只能在報紙上的二手市場版買了。

    5 日本人對公共空間的責任心

    有一次打工,我跟著一個叫中西的老板和另一個日本人,去東京都足立區搞清潔。工作內容是,弄掉他們前天傍晚不小心傾倒在馬路上的白色油漆。

    足立區在東京都的東北部,屬于一個偏遠落后的地方,那里最出名的也許就是一個監獄。我們搞清潔的地方,就離那監獄不遠。

    油漆面積有半平方米大,外加斷續的一條尾巴。我們三個人,用鏟子鏟、鐵刷刷,還倒了香蕉水,在烈日下干了一個多小時,都于事無補。

    我心里吐槽,這么偏僻的一個地方,這么大條馬路,倒點油漆怎么了?于是建議老板放棄算了。誰知道老板連聲說道“dame!dame!(不行不行)”。

    沒辦法,我心里一邊罵老板“死腦筋”,一邊繼續干活,鐵刷刷在瀝青路上,都是對老板的怨氣。烈日暴曬下,衣服濕了又干,干了又濕。兩個日本工友衣服上全是一圈圈的淺白鹽跡。

    后來,還是我腦子轉得快——想起安裝熱水器時,連接銅管所使用的小型燃氣噴火器。我們買了幾瓶燃氣,很快就把那些油漆燒得干干凈凈。

    干活的時候,我對中西老板充滿了怨氣。后來,這件事反而成了我對日本人的印象標記——他們對于公共空間責任的那份執著,讓我永生不忘。

    6 有公德心與廉恥心,就離干凈不遠了

    東京都幾乎每一條街道,都干干凈凈,一塵不染。在這樣的地方,不管你有沒有經過訓練,你都不會、不敢亂扔垃圾。因為就算別人不說你,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。就像進了一個五星級賓館里面,你絕對不會在里面亂吐痰一樣。

    東京是一個干凈的城市,稍帶文藝氣質。京都奈良,就更加干凈而端莊典雅。京都的人均每日垃圾產生量,甚至已經少于500克,已經是世界級的榜樣。

    東京以及日本其他城市的干凈,來自于政府政策的成功。他們實施多排多付的垃圾收費政策,能有效減少垃圾的產生。最近幾年,國內部分城市也試點了垃圾收費制度,絕大部分都是隨著水費一起征收。

    這種方式,最多只能減輕一點政府處理垃圾的負擔,其他結果就不用指望了。如果每多扔一袋垃圾所支付的邊際成本等于零,人們該扔多少還是扔多少,一點都不用擔心多付錢的問題。

    城市的干凈,更主要源于公德心與廉恥心的有無及強烈。這兩者卻又依賴于教育與教養。而日本的教育教養原點,就在于儒家忠孝公德文化。想想,這些東西,我們才是本家。日本人拿去了,創造出一個令人更有尊嚴的環境,真是令人唏噓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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